近期，我国经济活动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作为“世界工厂”的供应链深受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要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产，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可以预见，这将大大缓解贸易型企业的资金压力，积极推进我国企业的生产复工。
在积极鼓励贸易融资发挥助力企业开展贸易的同时，相关的风险亦不得不重视防范。在司法实务中，融资性贸易合同纠纷频发，其中又以国有企业主体居多，严重者甚至追究参与融资性贸易的国企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Part1
什么是融资性贸易
所谓融资性贸易, 也称为“贸易型融资”，或贸易融资，是指企业缺乏足够资信，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时，通过第三方，以第三方名义与贸易相对人签订贸易合同，从第三方处取得融资，企业销售货物后返还本金和一定手续费给第三方的融资方式。实践中在大宗商品领域较为常见，实务中以买卖型和增信型的融资性贸易最为常见。
买卖型融资性贸易，通常指企业间以订立贸易合同并支付货款或者服务款为形式，进行资金拆借的行为。
增信型融资性贸易，则是参与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商品及服务的价值交换中,以货权、应收账款等财产权益,并依托其他贸易手段、金融及担保工具,实现短期融资或增持信用,进而增加贸易主体的现金流。
Part2
融资性贸易纠纷的特点
在纠纷处理实务中，“循环买卖”类的纠纷可谓是最常见，实务中此类纠纷的特点常见以下共性：
（一）贸易结构模式化和融资主体重复性
审核此类交易合同时，常会发现，融资性贸易时常会在特定主体之间重复发生，各主体间签订的合同，无论是权利义务还是争议解决的条款通常都十分简单，例如仅具有标的物价款、数量、付款时间等基本因素，交货方式一般约定为仓库交货或交付仓单提单。在循环买卖的各个主体间还会两两签订合同，但上下手间的合同往往格式一致、货物相同、金额相同（在中间人赚取“通道费”等情形下，金额会略有不同）的特点，有时甚至连付款、交货均同时完成。
（二）交易多有不合理之处
一般而言，低买高卖才有利润产生，也是正常的贸易逻辑。但在审查融资性贸易合同时，常会发现“平进平出”甚至“低卖高买”，这是因为企业签订这类合同的主要目的并非盈利，而是增加信用额度或做大营业额；如存在需要预付借款利息或支付手续费、其他成本的情形下，需要将这些费用计入合同金额，因此上下手间的合同货款金额会存在不一致，当资金需求方最终“回购”（实际系偿还借款）货物时，因为包括了借款利息或手续费，也就会出现“低卖高买”。
此外，常常会有企业回购自身产品，例如钢铁制造企业购买本企业生产的成品钢材的交易，石油炼化企业购买本企业生产的成品油的交易等。
（三）国有企业涉诉较多
一是国有企业自身信用及资金情况相比于民企较好，也容易获得金融机构资金支持；二是在国有企业以经营规模作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的驱动下，通常更关注其经营规模，开展融资性贸易能够帮助企业“做量”，即便市场环境下行，仍能使企业在账面上保持较好的业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营风险防控；三是作为贸易标的的大宗商品，因其具有便于成为融资的标的及担保物的特点，使得固有企业忽视了融资性贸易业务中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四）“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空转
在闭合的贸易环中，流动的始终只有买卖合同、仓单提单（“单”）以及发票等凭证（“票”），货物并未发生实际交付和流转，即“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贸易形式。为了保证资金以贸易形式最终流向需要融资的企业，通常由需要融资一方控制上下游间的贸易关系，负责提供资金的企业一般不会直接参与、甚至不会关注货物的采购、交付、检验及运输等环节，对完整贸易链条缺乏了解，对资金和标的货物均缺乏实际控制力，一旦爆发纠纷，权利难以保障。
Part3
国有企业开展融资性贸易的主要风险
（一）合规内控风险
国有企业的审计、内控、合规等对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可理解性以及可靠性要求更严格，而融资性资金常被企业挂在往来账目上，而没有在财务报告中披露该类资金，进而导致企业本身的财务情况、经营情况、资金流量等和报告中的融资规模、利润构成、还债能力有出入。
（二）诉讼纠纷风险
正常情况下，资金需求方获得资金，资金融出方获得相应的利益，似乎互惠互利。但资金需求方一旦陷入困境，无法清偿债务，资金融出方如诉诸法律，将会由于此类融资性贸易不具有贸易实质性，而被认定为以贸易为手段开展的企业间资金拆借，很可能被判相关合同无效，包括贸易合同、担保合同等。
尤其在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贸易合作方的风险更会向提供融资性贸易支持的国企传递，鉴于此类业务会涉及较多的主体参加，法人人格混同，面临诉讼时，国企追究赔偿的难度会增大。
（三）舞弊渎职风险
一般而言，国有企业设有年度考核指标，相关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营压力，而民营中小企业往往以获取资金为目标。在融资性贸易的实质和形式不一样的情况下，资金的供求双方均有机会进行舞弊通谋，比如资金的供应方控制了资金的总数目，到了年底的时候高价出售存货给资金的需求方，而在年初进行回购，以此来掩饰企业年度经营上的亏损，虚假达到年度考核标准。
在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过程中，有融资企业为达到融资目的，在缺乏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采用虚构贸易关系、伪造、虚开货权凭证等不法手段，从银行或国有企业骗取资金并挪作他用。而金融机构为完成信贷指标、国有企业基于经营压力，常常存在业务人员审单不严、违规操作，甚至相互勾结，套取信贷等情形，一旦这些企业出现资金风险，其中或存在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渎职、行贿受贿等犯罪风险。
（四）虚开增值税发票、合同诈骗等刑事风险
国企作为资金提供一方时，由于上下游客户都由他人控制，上下游客户之间有时还存在关联关系，很多贸易事实上不存在真实性，在交易环节中如果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即便国有企业照章纳税，无真实贸易的依然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范畴，且开票方、受票方均存在刑事风险。同时，在虚假融资贸易案件中，经常伴随着融资企业通过虚构交易关系、伪造货权凭证等手段,实施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或存在合同诈骗等风险。
（五）国有资产损失责任风险
虽然有的国有企业也会对贸易合作方进行审查，形式上要求关联企业提供了信用担保，但有时审查往往不尽完善，留有隐患；而且在融资性贸易的交易结构下，国有企业没有货物控制权，资金融出后，钱货均难以掌握在其监管能力范围内，一旦担保不到位，资金损失的风险隐患不言而喻。还有不少交易中，贸易方在境外，更是难以追究责任，进而形成国有企业的巨大应收账款及债务风险。
（六）违规经营投资责任风险
《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国资委第37号令）更是明确了以下情形要追究责任：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违反规定提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预付或物资交易等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早在2014年，广东省出台的《关于推进广东省属商贸业务风险防控及企业转型创新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以借出资金赚取息差为目的的融资性贸易业务要限期清退，以融资为目的、无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发票等虚假贸易业务要坚决禁止。江苏省国资委也于2017年印发了《关于严格防范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苏国资〔2017〕23号）要求各省属企业加强各类贸易业务的审批、监管和定期清理，对以借出资金赚取息差为目的的融资性贸易业务应限期清退通知明确，对违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此前，国务院国资委曾就学习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对违规融资性贸易要坚持零容忍，坚决严肃整治。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追责问责。因此，国有企业对融资性贸易的巨大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杜绝，防范因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追究。
